母亲的小枕头

 

2004年12月26日，圣诞节后的一场南亚大海啸，夺走了沿海一带无数人的性命，他们不但失去家园也失去了亲人！

 

我所居住的地方，虽然没有受到海啸的影响，但却在海啸发生后的隔天，也既是12月27日，失去了我最亲爱的人，我的母亲！

 

母亲在芙蓉中央医院逝世，享年93岁。根据医院发出死亡证书，死因是Acute renal failure with lung infection with underlying Sigmoid carcinoma。也就是说，母亲是因大肠癌所引发的急性肾功能衰竭，而造成肺部感染而死。

 

以2020年马来西亚女性的平均寿命的77.6岁来说，母亲算是长寿的。她的健康向来都很好，这么多年来，都没有什么病痛。晚年除了记忆力衰退外，一切都还正常。想不到突如其来的大肠病患，却夺去了母亲的生命。

 

可惜的是她一生劳苦，晚年刚开始享一点清福的时候，却离开了我们！让我们有“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无限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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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年生死两茫茫，谈起母亲，我脑海里深处马上浮现出我母亲慈祥的容貌。她中等身材，身上穿的总是同一颜色和花纹的衣裤。高鼻梁的脸上，虽挂着笑容，却带有几分严肃的样子。头发在脑后盘成发髻，在发髻上插着一支银发髻子，晚年才把头发剪短。

 

母亲生前很少向我们提起她的身事，只知道她的父亲很早就过世了，外祖母后来改嫁给一位姓杨的人。母亲还有一位在中国居住的同胞哥哥，很久以前，大舅子还寄来一张他和家人的合照，母亲却没有和这位哥哥联系。

 

在马来西亚，母亲的亲人只有3位同母异父的弟妹。说起母亲这同母异父的亲人，还有一段蛮有趣的事。母亲和她弟妹，在那动荡的时代，再加上交通和电讯问题，平时也不常来往，只有一位当教师的妹妹，偶尔在假期会来拜访母亲，并为我们缝衣服。直到日本占领我国时，却杳无音信，失去了联络。

 

母亲一直以为她的妹妹已在战乱中遇害，每逢清明节把妹妹的名字写在冥衣上，连同冥币在家门前拜祭。母亲口中总是念叨着，虽听不清在说什么，但眉目间可看到她对妹妹的思念之情。

 

经过好多年后，无意中得到线索，终于在上世纪50年代末，找回失去联络已久的亲人。原来妹妹还活着，一直都在雪州根登的一所小学教书，丈夫是该校的校长，最小的另一个妹妹还跟他们一起居住。通过妹妹，母亲也找回在吉隆坡当水果小贩的弟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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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未嫁给父亲前，婆婆已收养了一位姓张的童养媳，原定成年后给父亲做妻子。可惜，这位童养媳还未成年就病逝了。以客家人的风俗，母亲嫁给父亲算是“填房”或“驳脚哀”[1]。母亲与森州马口童养媳家人都有联络，关系如同家人般亲切。

 

母亲像当年的其他妇女一样，从未进过学校，目不识丁，生活在当时环境，注定是要过着辛苦的日子。婆婆健在时，住在郊外的木屋里，每天起早贪黑，除了割胶外，还须帮助婆婆养猪养鱼，一天到晚忙里忙外。母亲茹苦含辛，还要把我们兄弟姐抚养成人，确实是不容易的！

 

根据我了解，婆婆是一位不容易相处的人，母亲时常还要看家婆的脸色。父亲侍母至孝，一切看婆婆的脸色行事，又是一位大男人主义者，脾气不但不好，还蛮不讲理，经常责骂母亲，甚至还动手打人。

 

在我懂事后，闲谈中母亲多次向我透露，如果不是因为当时我们兄弟还小，需要母亲的照顾，她早就到芙蓉斋堂当斋姑去了！

 

口头虽然对父亲不满，但还是逆来顺受，尽职作为妻子和母亲的责任。当父亲病重时，她亲自到吉隆坡中央医院照顾，相伴在側。院方不让她一直留在医院内，她只好站在窗外，在父亲的视线内，听从使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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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也是位称职的家庭主妇，除了割胶和农作，还须处理家务，幸好还有一位比我长11岁的姐姐，帮助母亲做家务兼照顾我和弟弟。

 

新年的年糕、端午节的粽子和清明节拜祭祖先的准备工作，全是由母亲一人亲力亲为，如今家里已没有人做年糕和裹粽子了。母亲也会酿黄酒，而所酿出来的酒都是香甜的，颇受欢迎。母亲的酿酒功夫，也随着母亲的离去而失传！

 

家里一般的缝缝补补，针头线尾的事，也难不倒母亲。记得当我中学毕业后，我找到的第一份差事，必须远走他乡，还须不定时更换工作地点。母亲为我缝了一个特小的枕头和一件被单，放入我的行李中。

 

那时我已20岁了，母亲关怀儿女之心，却是那么的无微不至！母亲给我特制的那个小枕头，虽半个世纪过去了，那小枕头虽然早已不知去向，但它却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虽然母亲不曾上过学校，但许多做人的美德如向善、正直、勤俭等的至理名言，都能朗朗上口，且深深地影响我们并成了日后做人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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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在1965年逝世时，哥哥已在吉隆坡工作，姐姐也已出嫁，家里只有母亲、我和弟弟三人。那年我和弟弟还在念中学，整头家的负担就落在母亲的身上，仅靠着微小的割胶收入来维持生计，日子过得相当窘迫。

 

家里的日常开销，还时常向橡胶店老板预支，然后月尾卖胶片时才扣除。入不敷出，也是常有的事！比我大13岁的哥哥，也常在经济上给予帮助，但他自己收入也有限，而且也有自己家庭的负担。

 

每逢月头，我和弟弟的学校杂费和车费，都是件母亲深感烦恼的事。我的巴士月票是21块钱，往往没钱准时购买，只好向跟车员求情，宽容多日后才补上。有几次母亲被迫把她的首饰当掉，以应付开支。

 

在这种拮据的情况下，我一直希望自己能早点离校，来减轻母亲的负担，上大学从来都不是我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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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我中学毕业后，弟弟念完初中也跟着辍学，我和弟弟双双离开家乡出外打工，留下母亲一人留守在家。母亲的负担是轻了，换来的却是寂寞和孤独。幸好，不时有来自外州的教师，或同村人来我家赁房，母亲才不至于一个人空守老家。

 

我在槟城、古晋和吉隆坡生活了好多年后，终于在1986年全家搬回老家和母亲同住。母亲这才结束了整20年的孤独生活！

 

1991年，为了方便工作，决定全家搬到芙蓉来住。起初母亲不舍得武来岸老家，不愿和我们一起搬过来。独居几年后，她才改变了主意，搬来和我们一起住。当时，母亲已是80高龄了的人了。母亲辛苦了一生，这时候才开始享点清福。很欣慰的，母亲和我的妻子和孩子也都相处的很好。

搬来芙蓉起初，母亲每個週末都要我們載她回老家一趟，並多次告訴我将来也要死在老家！为此，她特地請了一位風水先生，在家鄉的義山，离父亲和公公婆婆的坟墓不远处，選了墳地，墓也预先做好。2004年12月31日中午時分，在一陣細雨停止後，母亲終於長眠在這裡，永遠再也没有離開她的家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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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母亲的一生，可以说她是劳苦的，直到晚年才有一小段的日子，过得比较舒坦。她也并没有任何享福的要求，也没有要求我们买什么给他。她只有一次出远门，那就是由我侄女伟娟带她去过一趟香港，一同去拜访嫁到该地的大侄女伟丽。对那次的旅游，母亲是深感安慰的，曾经由母亲照顾一段时间的孙女伟娟，会有此孝心带她去旅行。

 

在4个孩子中，我和母亲一起生活的时间比较长，把少年和后来的时段加在一起，应该有将近33年的时光。前20年，我是母亲的负担，母亲的累赘，后13年，我才有能力为她颐养天年！

 

诚如诗人孟郊《游子吟》的诗句：「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暉」。对母亲的恩情，我又如何回报呢？想起来，我是很内疚的！

 

母亲，我想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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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客家人把父母亲叫爷哀，驳脚哀则是父亲续弦之妻。

母亲的怀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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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来岸系列（8）

 

武来岸战前的教育情况

 

在日本南侵之前，我的家乡武来岸曾经拥有3所民办小学。

 

居住在武来岸的华人，大约在19世纪末，从中国广东惠州、梅县和福建沿海地区，来到这里找生活。客籍为最大的族群，多为矿工和务农。福建籍人数不多，一般开店做生意。

 

战前最高峰时，武来岸人口就有逾万人，为了方便同乡联系，这里很早就成立会馆。根据民间记录，早在1890年，福建人就建立了福建公所，惠州会馆则在1893年成立，随后，梅县人也有了自己的会馆。

 

当时会馆和乡团，在华人的社会里，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这些会馆不但为初来乍到的新客同乡，提供便利和协助，也设立华文学校使移民子女，能有受母语教育的机会。

 

根据武来岸马华支会主席杨敬良先生的记录，梅县人在1905年间开办了“中华小学”，校址就在目前的顺英馆庙前面，男朋友椰沙冰店旁边。创办人程杜和会馆理事，向政府购买了12间店地，作为建校用途，同时也在该处设立了一所阅报社。

 

福建会馆创办人是郑钦显，1927年把会馆重修后，办了一所“公民小校”。差不多同个时期，惠州人在下街场（俗称为吉灵街场），由张满纪的带领下，靠近小溪处的一所两层楼的店屋，也开办了一所“公义小学”。

 

“中华小学”的学生人数约300人，而“公义小学”及“公民小学”则各约有100名学生。至于师资方面，并没有严格的要求，老师还可以用方言来教学。学校的经费全部由董事部负责。除了教导华文外，也有英文和马来文科。中华小学的第一任校长为刘协平。

 

这三所学校虽然由各籍贯人士所办，但却合作无间。当时，这三所学校还一起隆重庆祝双十节。参加庆典的学生从街上一直列队到中华小学，加上观礼的村民，场面非常热闹。此情此景，如今只有留在前辈们的记忆里了！

 

这三所民办学校在日本南侵时就停办了，接着在1947年，殖民政府发现这几所学校的校长如公义学校的陈泰志，具有强烈的左派思想，下令关闭了这三所学校。学生被迫转到临近的乌鲁峇玲珑育才华小就读。

 

独立前的那段长达约20年的日子里，对武来岸村民来说，是个非常动荡的年代。锡矿业停产了，再加上令人不安的日治时期，接踵而来紧急法令的实施和戒严，导致居民纷纷迁移出这个黑区，人口因此大幅度的下降。这些年，人口一直停留在两千人左右，昔日的繁华不在，热闹一去不回！

 

虽然面对种种挑战，我们的前辈并没有放弃办校的热忱和执着。独立前，在已故杨宏光的领导下，又再向政府申请成立一所新的华小，注册为目前的武来岸新村华文小学，使村里的孩子继续有机会念书。

 

如果说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能有今天的发展和普及，是华裔社会和先贤们努力的成果，一点也不夸张。

 

 

Before the Japanese invasion, Broga used to have 3 primary schools.

 

The Chinese in Broga came from Huizhou, Meixian and Hokkien in Guangdong province, China at about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Hakka is the largest ethnic group, mostly becoming tin mining workers and farmers. While a smaller number of Hokkien became shop keepers. 

 

At its height, the population of Broga was more than 10,000 people. In order to facilitate contacts with fellow newcomers, an association from each dialect group was formed. As early as 1890, the Hokkien already established the Hokkien Association in Broga, and later in 1893, the Huizhou Association was established followed by the Meixian Association.

 

At that time, these associations and guilds played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Chinese society. These associations not only provide convenience and assistance to the newcomers who have just arrived, but also set up schools so that immigrant children can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receive education.

 

According to Yong, the chairman of the Broga MCA Branch, the Meixian group opened the Chung Wah Primary School in 1905, in front of the present Song Yin Guan temple, next to the Boyfriend's Coconut Shake shop. The founder, Cheng Du and others purchased 12 shop lots from the government for the purpose of building the school. 

 

Zheng Qin Xian, the founder of the Hokkien Association, opened a Gong Min Primary School at the Hokkien Association building in 1927. At about the same time,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Zhang Man Ji, the Huizhou clan also opened a Gong Yi Primary School in a two-story shophouse beside the main road of Broga.

 

The Chung Wah Primary School has the largest number of students, about 300, while the Gong Min and Gong Yi school each had around 100 students. As for teachers, there were no strict requirements, and they could even use dialects to teach. All these schools were fully funded by the Board of Directors. Besides teaching Mandarin, the students also learned Malay and English. 

 

Although the three schools were run by different dialect groups, they were cooperating with each other for school activities. For example, the three schools celebrated the Double Tenth Festival together. Students participating in the celebration lined up from the street to Chung Wah Primary School. This lively and busy scene is still left in the memory of the older people.

 

These three private schools were suspended when the Japanese invaded the country, and then in 1947,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ordered the closure of these schools because they found that the principals of these schools were supportive of the leftist’s movement then. The pupils of these schools students transferred to study at the Yu Chai Primary School in Ulu Beranang.

 

Not long after the Japanese left, the country was declared as the state of emergency, Broga was declared as a “black area” as it was one of the hiding places for the member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Malaya.  People started to move out and the population of Broga dropped sharply to around 2,000 people at this present time.

 

Although faced with various challenges, our predecessors did not give up their enthusiasm and persistence in running schools for their children. Just before independence,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Yang Hong Guang, who applied and successfully registered the present SJK(C) Kampung Baru Broga Primary School, so that the children in the village would continue to receive education.

 

 

武来岸橡胶业的兴衰

 

家门前的几棵橡胶树，开始落叶了。微风掠过，叶子随风飘落在草地上，有的则落在我家的院子里。叶子落地后还不停地打滚，好像送行人在挥手，带着无奈和不舍！

 

橡胶树每年的这个时节，就开始落叶的。看到落叶，又使我想起在武来岸新村生活的那段日子。

 

早期，几乎所有武来岸的村民都是割胶的。

 

约半数家庭拥有数英亩的橡胶园，村里也有几位拥有几十英亩的园主。这些园主不割胶，那些没有胶园的村民，则成为这些大园主的合约胶工。

 

胶工的收入是不固定的，除了雨天不能割胶外，每年的落叶时节，也须停割。割胶这个行业，没有所谓“有薪假期”的概念！

 

以目前国家人民的收入等级来算，大部分割胶村民都是属于B40的群体。村里也有赤贫人士，我小学一位同学，校服和鞋子都是破旧的。他们家住在简陋的木屋，家徒四壁，地面还是泥土砌的。

 

那年代，政府并没有颁发任何援助金。村民在村里空地种植一些短期的农作物如香蕉、黄梨或蔬菜，家的后院也养鸡养鸭。除了自己吃外，剩下的拿去卖，换些钱勉强过日。

 

胶价也直接影响到村民的生活，当胶价跌到谷底时，许多村民都皱起眉头，遇到学校开学，孩子要缴交杂费、车费或买书时，还须向杂货店老板赊账，或向树胶店老板预支些钱过日子。

 

1962年，政府推行了一项“边缘土地发展计划”（Rancangan Tanah Pinggir），把新村外的政府土地，开发了70多个地段来种植橡胶树。这是一项集体种植计划，供所有村民申请。被筛选的村民，集中在地里工作。当橡胶树苗种下后，每位参与者都可获得2英亩的橡胶园。

 

这是个非常好的计划，真所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使村民获益不少！村民的收入也因此而有所提升，可惜后来，胶价却一直往下滑。

 

2001-2002年可说是橡胶价格最高的年代，那时候，每公斤胶液的价格为RM15，胶粪则RM6至RM7。每个胶农都笑口常开，在外工作的村民还特地回家来割树胶。目前胶液价格已跌至每公斤RM5，胶粪则RM1.85。相比之下，令人感慨！

 

现如今，村里从事收购树胶的，从之前的4家只剩下一家，割胶的村民已不足20人，其中还包括了原住民！年轻的村民，纷纷跑到大城市去发展，老一辈的甚至把胶园都卖了，换取现金养老；没易手的，已改种了其他农作物或用途。武来岸的橡胶业，可以说是没落了。

 

没割胶，村民做什么呢？这几年，武来岸已有多个旅游景点，武来岸的石嗱督庙和茅草山，远近驰名，尤其是周末，吸引无数游客前来游玩。这里的村民，摇身一变，从事饮食业，卖吃的、卖喝的、卖糕粿等小店，沿街林立。

 

武来岸的确比以前更热闹，也更有活力了。但愿武来岸的村民，明天会更好。

 

 

独立前的日子

 

殖民政府除了以武力与马共对峙外，还进行了多项反马共的宣导工作。政府的宣传部不时动用直升机，在新村和附近森林上空抛下传单，呼吁马共武装份子出来投诚。当不同颜色的传单从天而降时，村里小孩纷纷兴高采烈地，追逐着将落地的传单，还比赛谁拾得最多。

 

除此之外，每一两个月，政治部还派人在草场以播放影片为名，向村民进行宣导工作。影片往往播放到一半，政治部的人就开始讲话了，内容不外是警告村民不要给马共任何协助等议题。播放的影片来来去去都是那几部，但对村民来说，尤其是小孩，看电影却是村里唯一的娱乐，村民还提早拿着椅子，选好位子盼着放映。

 

为了让村民知道参加“阿八哥”的严重后果，政治部也常展示马共武装份子被歼灭的惨死照片。政府也特地在巴刹的樑上，安装一个大喇叭，确保电台所播放的新闻，有效的传达给村民。

 

政府也经常派辜卡雇佣兵（Gurkhas）进森林巡逻。村民最担心的就是在割胶时，士兵遇上游击队而展开枪战，而遭受鱼池之殃！

 

村民生活在政府与马共游击队夹缝之间，支持政府，则得罪马共，可能被后者残杀；提供马共援助，则将受到政府的对付，随时都可能被缉捕或被遣送回中国的厄运！而且双方在村里都置有耳目，这些“情报员”有的还公报私仇，歪曲事实，传达假情报，诬陷无辜村民！

 

我父亲不幸也受到牵连，被政治部扣留，关在吉隆坡，不准亲人探望。数月后才被释放出来。

 

在这种情况下，有办法和有能力的村民，纷纷离开这个是非地。一些橡胶园主，为了避免受到牵连，也变卖其产业。我童年的大部分时光，就在这样的环境度过。

 

我国第一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曾在1956年亲临武来岸新村与村民会面。东姑向村民发表演说时，不忘呼吁马共武装份子出来投诚，对村民给政府的支持度也表示满意[1]。一年后，东姑正式宣布马来亚独立，接着在1960年解除“紧急法令”，村民才开始过着比较太平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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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同一份《南洋商报》的剪报。

武来岸系列 （5） - 紧急法令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了，英国殖民政府再度回来执政，政治局势跌宕起伏。抗日武装份子，抗拒殖民政府回归，拒绝交出武器，而走入森林，组成马共与殖民政府军队展开游击战。

 

郊区居民，又再陷入另一场苦难！

 

武来岸的地理位置，坐落在我国主干山脉尾端的山脚下，山脉由泰国南部开始，经过霹雳、雪兰莪，一直延伸至森美兰州。除了靠近新村是树胶园外，尽是一片原始森林，早期村民还可看到猛兽的足迹。我还记得当我七八岁时，村里有位姓朱的村民，设陷捉到一只老虎，村民闻风而至，簇拥在他的小屋里，一睹万兽之王的风采。

 

这片辽阔的森林，除了是野兽的藏身之处外，也是马共武装份子隐蔽和与殖民政府展开武装斗争的地方。之前散居在森林边缘的普通百姓，被迫或自愿，不时提供被当地人称为“山顶佬”或“阿八哥”的马共武装份子一些物资援助。武装份子有些还是当地村民的亲属，因抗日的热忱而参加了反殖民政府的行列。

 

为了有效切断村民和马共的联系，英殖民政府在1948年实施“紧急状态”法令，把所有散居在橡胶园的居民迁到一个集中地，四周用带刺的铁丝网围起来。村民进出都要经过关卡士兵的检查，和犯人的集中营相似。这样的『集中营』却拥有一个美丽的名字，称之为“新村”。全国452个“新村”，就这样在仓促的时间内成立起来。（Tan Teng Phee的著作《Behind Barbed Wire》有记载当时全国新村的情况）

 

由于武来岸的马共武装份子非常活跃，殖民政府把这里归类为“黑区”，管制的更加严格。根据《南洋商报》1957年6月的一项报道：政府因村民未与政府合作，没有向英殖民政府报告马共份子的行动为由，1953年7月被政府封村了10日。

 

殖民政府为了制止村民提供粮食给“阿八哥”，村民进出必须经过关卡严格检查，不准携带任何粮食和药物出门割树胶。如有违反，将被关进牢里，或被遣送回中国。

 

新村成立初期，武来岸新村还有英军驻扎，我的老家就曾经被英军征用，作为军人的住所。士兵每天不定时，在我家隔壁草场，用大炮向着学校后面的森林轰炸，以警告躲藏在森林的“阿八哥”。比较友善的英军，偶尔会派一些糖果给小孩，或抛糖果让小孩去抢，以此为乐。

 

为了遏止村民提供粮食接济马共，政府后来在武来岸新村也进行了粮食管制。村民每天的米饭都由政府提供，在村内指定地点，由专人用大锅煮饭，然后根据每家人口的数目来分配米饭。每天下午5时，每家派代表拿着饭卡前来领取“大锅饭”。

 

我还记得当时我约10岁，领取大锅饭也是我的其中一项任务，同时也代表一位马来文老师，领取他的份额。这位来自外地的马来老师一人住宿在教师宿舍，如今想起来，也是挺可怜的。

 

    

 

 

 

武来岸系列4 – 抗日

 

日本残暴的军事行动，引起华族的不满，随着成立地下组织，发动了抗日运动。根据我哥说，这些抗日人士，潜入郊外村民家里，暗地里破坏日军的军事行动并招募年轻人参与抗日。

 

根据我哥说，我们家就寄住了一位抗日人士，长达两三年之久。他常进出森林，行动神秘。这位抗日人士名姓陈，还带着当时才约10岁大的我哥，进入森林住了几个晚上。

 

这些抗日人士的行踪，一旦被日军发现，不只抗日人士，连收留他们的村民，也将引来杀身之祸。不过在当时的情况来说，村民也别无选择，只好听天由命！

 

日军也在村里设立检查站，由宪兵驻守。学校被关闭，所有学生都停学了。村民也面对粮食短缺，营养不足等问题。我母亲常提起，当时没有米饭吃，天天吃的不是番薯就是木薯，许多村民因营养不足而有脚肿的问题。再加上当时没有医疗设备，当时的困境，真是罄竹难书。

 

日军也自行发行纸币，设计以香蕉图案为主。这种被村民称为香蕉币或日本纸币，日本投降后，马上变成了废纸，给原本已是贫困的村民，造成更大的损失。我记得，各种面值的日本纸币，儿时还把它当玩具呢。

 

也有武来岸村民被日本人送到泰国当劳役建泰缅铁路，由于环境恶劣，气候炎热，粮食短缺，再加上日军日夜强制施工，造成无数战俘和劳工因病或过度疲劳而死。这条铁路因此被称为“死亡铁路”。我家一位远亲名叫韩新的，被召去后，音信全无，从此在人间消失。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结束了日军的血腥统治，我国人民终于脱离了日本鬼子的魔掌。未来的日子，武来岸村民是否能过着太平的日子？

 

 

 

 

武来岸系列3  -  日治时期

 

武来岸村民，大部分是客家人，来自梅县和惠州，也有小部分来自福建。村里都以客家话交谈。

 

起初，村民散居在森林边缘地，以割树胶、务农和淘锡米维生。开店铺的则住在街上，分为上街场和下街场（也称吉粦街场）。日本南侵之前，街市甚为热闹，除了大巴刹外，还有树胶店、杂货店、打铁店、咖啡店、理发店、锡米店、洗衣店、洋货店等。

 

当时还有妓院、鸦片馆和赌馆等，作为劳工消遣的风月场所。政府也设有邮政局、电话局、树桐打印楼等办事处。

 

村民的日子还算过得安稳，每年还有些钱寄回中国老家。

 

日本南侵却破坏了这一切。日军1941年12月8日入侵马来半岛，12月19日攻陷槟城，翌年1月11日占领吉隆坡，接着全国沦陷。日本鬼子以残暴方式，统治马来半岛长达3年8个月。

 

日军对华裔特别残暴，所到之处杀戮无辜华裔村民。由森美兰中华大会堂所出版的《日治时期森州华族蒙难史料》就有详细的报导。单在日叻务县的知知港余朗朗村就有1,474名无辜村民被杀害，无数人家破人亡！

 

同样的屠杀事件也发生在森州的林茂、庇劳和芙蓉县。书中图文并茂，也访问了死里逃生的幸存者。日军如此惨无人道的残暴行为，竟在虚伪的“大东亚共荣圈”的口号下进行，人神共愤，令人发指。时隔80年后，受害者亲人每当想起日军的暴行，还是怒不可遏！

 

离武来岸玲京路不远处的万福利胶园，也有200多个村民无辜命丧在日本鬼子的刀下。据说日军也欲屠杀武来岸村民，残暴的日军先把村民召集在街上，正要用军刀杀害时，突然出现了一位日本军官，下令阻止了这场血腥的屠杀行动。相传这位军官原来是石嗱督神的化身，危急时显灵救了武来岸的村民。

 

虽然武来岸村民逃过一劫，保存了性命，村民还是东藏西躲，避免被日军见到，而无理打骂。当时才7、8岁的我哥，遇到日军时可能没有恭敬地鞠躬行礼而被掌掴。

 

我父亲却被令为日军烧饭做菜，时刻都战战兢兢，以免有任何令日本鬼子不满的地方，而受折磨。

 

 

 

 

12/1/2023